读《美国反对美国》

看完了《美国反对美国》，是一个政治老师在80年代末的美国游记，从政治体制，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来讲述美国。8090年代正是美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年代，但作者却可以以非常平静的心态去记录和分析美国，在不同体制中做比较，这种心态和拥有的思考框架是非常另人羡慕的。

自由VS平等：作者认为自由和平等不可能同时拥有，他认为自由和平等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相信美国人选择了自由而不是平等。
多元化VS精英主义：他认为美国有普选权，但真正的权力是由少数人控制的。美国人本质上是精英主义者。
民主VS集权：美国不是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政党候选人的选举不受公众控制，总统也不是由公众直接投票产生的。然后这本书包含了对

美国潜在问题的观察：

个人主义会导致家庭价值观或家庭单位的崩溃。观念已经改变。
教育危机：美国人的优越感和缺乏国际视野正在造就一代人的无知。
自由过度：美国制度善于“允许”，不善于“禁止”，造成许多社会和法律问题。
日本问题：作者认为日本的集体文化相比美国是有优势的，但当时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日本的泡沫还没有破灭

摘录：

我要感谢我在美国的中国朋友，他们往美国生活多年，许多见解令我茅塞顿开，他们是郑世平、沈嵌、陈峰、公婷、周雪光、余旭、王人力、吴丹丽、林至敏、徐骅华、靳平、盖哲娅、赫雨凡、杨日均、黄庚、朱晟

美国人的传统和创新如同一物，今日的传统只不过是三、五十年前的创新。中国人讲创新意在反传统。然而，一、二千年的传统却又不易反掉。

车多，使整个社会构成一个动态的整体，随着车辆运动的不仅有人和物品，还有思想观念和精神；

电脑多，使整个社会管理的一体化达到很高的程度，电脑信息是一种平、公平的管理；

卡多，使整个社会的管理符号化，使人们对实物（人和物）的管理中解放出来，变成符号管理。

要实现这个结构，先决条件是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能够形成一个自组织系统，使这下些具体而繁杂的活动范畴与政治活动脱钩。商品化是这个转化过程的催化剂。住房、食品、交通、就业、教育这些问题是困扰每一个社会的基本难题。不少政府为这些问题所困扰，不能脱身。欲退不得，欲进不能。高度的商品化使美国社会在这學领域中形成了较为特别的结构。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的治理结构形成了一个双重结构：社会自组织系统负责各类具体事务，政治系统负责协调各个自组织系统。这是这个社会宏观管理的一大特色。以上只是几例，但不能就此认为商品化就一定能把事情做得十全十美。这只是说，商品化提供了使政府轻装上阵的可能性。政府如果卷入社会千头万绪的事务之中，是不可能髙效运转的。但政府轻装之后，仍然要管制各个领域中的活动，只不过此时已由直接变为间接。

说的是amish 亚美尼亚人是错译

他们的边远地区不是在地理范围内，而是在精神世界。他们自愿隔离于现代化。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看法：如果人们在精神领域中拒绝现代化，那么现代化就难以侵入他们。这种现象在不同社会中都可看到。现代化真正的动力在人们的内心世界。

什么是美国的信条？亨廷顿认为可以归纳为：（1）自由；（2）平等；（3）个人主义；（4）民主；（5）法治。

詹姆斯·布莱斯的归纳为：（1）个人有神圣的权力；（2）权力之源在民；（3）一切政府受法律和人民的限制；（4）地方政府优先于联邦政府；（5）大多数人比少数人明智；（6）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些信念都是可以左右解释的。在一般情况下，美国人并不觉得有解释的必要，谁都认为自己知道真传。不过，到了危机时刻，人们对这些信条便会有不同的解释。

一个社会可以说它信仰什么，但不等于它实际上就拥有什么，或者不拥有什么。

他曾保证：我从来没有说过让黑人进入政府担任官职，我从来没有说过黑人与白人联姻。我只是说黑人与白人之间存在着紧张状态。这不利于两个民族的共同生活。所以当代新保守主义的观念是：林肯只是给了黑人自由，而没有给黑人平等。

政治平等的问题经过战后黑人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虽未解决，已有大的改观。而经济平等的问题却始终未能有实质性的推进。美国曾经搞了消灭贫困、福利政策、累进税来推进平等，但后来落得民怨载道。凯恩斯主义之福利政策，结果带来了滞涨。从此之后凯恩斯主义一蹶不振。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人看自由重于平等，有时候追求自由的活动以追求平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目的达到之后，保存下来的往往是自由。不能说有的人不向往平等，但他们只向往政治平等，如果再往前走，就难以接受了。

我在安那波里斯时曾见过当年美国宪法的一份手抄本，几张黄纸，竟能起这样大的作用？基础绝对在这些黄纸之外

华盛顿、汉密尔顿、麦迪逊和富兰克林都参与了此项工作。这些人深受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他们熟知洛克的《政府论》、哈林顿的《大洋国》、盖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同时，他们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据说其中20人参加过各州宪法的起草，深通此道。有30人参与过各州的立法机关。熟谙官场利弊，也为宪法制定打下了基础。

不能认为制定宪法的人想到了所有劳苦大众，在为他们制定宪法。当时制定宪法的人想到的首先是维持他们的利益、这是一个新生的统治集团。宪法精神的大众化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黑人还在为争取自身权利浴血奋战。直到今天，黑人还在奋战，虽然不常常浴血。

任何政治体制，最为根本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进行权力交替。这个问题不解決，社会就难以有一个持续的稳定的政治秩序。美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一套政治规矩。人人必须遵守这套政治规矩，违背这套政治规矩，便不可能得到承认，不可能具备合法性。任何一位卸任总统想不离开白宫，都是不可想象的。

罗威认为这场变革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是国家主义，其二是多元主义。国家主义主张国家行为高于一切，多元主义更确切的说是利益集团多元主义（Interest-GroupPluialism）。罗威认为利益集团多元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哲学，是国家主义、资本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杂烩，或称利益集团自由主义。

罗威所谓的第一共和国，是1787年至1930年代的美国，特征是联邦结抅，中央政府权力有限，州政府权力较大。第二共和国起于1930年代，这时中央政府的权力大大扩展，其中主要的权力是管制和再分配的权力。管制和再分配的权力使高工资、髙福利、高消费、髙赤字成为可能，最后导致社会怨声载道。如今反自由主义的情绪颇为强烈。第三共和国，意味着如何摆脱六十年代达到顶峰的困境，选择新的道路。利益集团多元主义败坏了传统的民主观念，使政府变得无能为力，没有微信，使政府无法再民主地运转。罗威所谓的第三共和国叫“司法民主制"

美国吃够了大政府的苦之后，想要小政府，但对美国社会来说，小政府肯定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供血不足。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全面协调的要求、科学技术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美国人在意识形态和情感上不能接受全面协调。自由主义的回忆仍然笼罩着人们的心灵。这个祧战，还将持续多年。

近年美国学者已多次呼吁，青年一代的世界知识少得可怜，不符合泱泱大国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的人们，由于向往繁荥和发展，向往外部世界，反而对世界抱着强烈的情感，拥有更多的知识。

关键不在于地理界限，在于心灵界限。生活于现代都市中的人，依然可能具有乡居的意识，居住与乡间的人，也可能具备浓烈的国际意识。教育是打破心灵界限的大力量。只有真正和全面突破了这道界限，一个民族和社会才能真正加入国际社会，真正有效地开展国际竞争。这道界限的打破，就是人的国际化。

。美国人可以想出在一座大山上雕，刻五位总统巨大无比的头像。

社会的机制逼人创新。之所以说是逼，是因为如要取胜不能不创新。有两个机制逼人创新。一是金銭至上，任何人、任何团体要取得金钱，或得到更多的金钱，都必须与众不同，必须不断推出更新的东西来吸引人们和社会。二是充分富裕和发达。社会的充分富裕和发达，使人们在较高的层次上趋于平均化，没有特别的创造便不能出人头地。水涨船高人人都在追求创新、创新以获得金钱，创新以获得自我，创新以获得社会承认。要取胜，就得更上一层楼。

文化中的非神秘感对维护政治制度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政治漫画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非神秘化构成美国社会管理障碍的主要部件，非神秘化使人们缺乏权威、中庸、自持、自信，或者说易于使人们缺乏这些要素。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怀着一切都不可最后相信的念头，就可能成为最大的摧动力量，也可能成为最大的破坏力量。这就是我说的人类社会的难题：我们不能有神秘化，又不能没有神秘感。

美国人对个人也极容易走到这一步。不论是什么人，从事什么行业，只要取得了成就，往往容易成为神圣化的对象上至总统，可以说华盛顿和建国之父、林肯、罗斯福、肯尼迪等是被神圣化了的。美国人在赞美他们的同时，也在赞美一种精神。个人的神圣化并不仅仅体现在政治领域中，在体育界，很多著名的球星或其他运动员都被纳入神圣化的过程，如田径运动员刘易斯、跳水运动员洛加尼斯等。

我想起卢梭说社会必须有公民宗敦的论点，觉得社会神圣化的过程，十分象制造和传播公民宗教的过程。在这样一个个人主义的、自我中心的社会中，神圣化是最好的传播核心价值的机制。一个社会没有核心价值就不能均衡发展

在一些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面前，美国人往往会认为是科学技术问题。或者是钱的问题（这是商业主义精神的结果），而不是人的何题，主观性的问题。

政治和技术的这种奇妙的交合，。也涉及航天飞机。而且这种高科技更是这种关系的集中反映。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开始批评这种“异化”。有一位叫阿伦（Allen）的物理学教授就认为，在“挑战者号”发射失败之后，为了挽回面子和出于政治上的动机，宇航局把发射成功放在首位。我说航天飞机的误导，只是个比喻，实际上指科学技术的舞导。美国人可能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才能认识到这种“误导”。

日本人每天工作到深夜是很正常的。日本人有过一句名言叫“工作到小便发红”。

一是生活水准的提高与否主要决定于收入的多少，金钱的多少，金钱成为维持和改善生活之必需；二是大部分工作职位由私营的部门提供，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有充分的用人权，没有终身雇餌制。一方面是人们为了生存或生活得更好必须工作，另一方面如果要继续工作下去或得到更好的报酬，必须勤奋工作，不然就对能失去工作。这两种原则，是当令促使大部分美国人勤奋工作的主要动力。

美国的经济制度造成了人的孤独，社会对钱的突出和看重，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金钱化，而人情味在金钱关系中被强制压抑下去。一点温情可能就意味着金钱。我们可以说，美国的主导价值一个人主义导致个人的孤独。

儒教文化圈内的文化重身份、重纲常、重礼仪、重血缘，西方文化重才能、重法律、重实利、重权威。

美国人的生活核心是保护私域。所以很少有人喜欢别人侵入得太多，或侵入别人太多。这与东方其化不同。所以美国人的朋友概念与东方文化不同。朋友可以是一个熟人，或者在学校认识，或者在教堂认识，或在运动场上认识，或在公司里认识。但这种交往不深，难得有莫逆之交。美国人初交不难，深交不易，中国人初交不易，深交不难。

“看不见的手”，意味着政治和行政系统对经济和社会做间接管制，只在税收、金融、法律等方面进行管制。而各个企业的具体经济运营，则由各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去施展本事。由此产生了广泛的竞争。

如果报低价，没有赢利，企业自然要垮台。所以，它们之间的竞争，不仅是价格的竞争，也是管理能力，人的素质和经营方式的竞争。

“钱管社会”。钱成为社会管理中的一个基本媒介。人们管理钱，同时又用钱管理人。以钱为中心的一整套机制构成美国社会管理中的重要机制。人们为钱服务。由于钱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人们绞尽脑汁发明各种机制、方法和技术来管理钱。结果以钱为媒介组成一个庞大的管理系统。资本恰恰利用这个系统，来达成取得剩余价值的目的。

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主体体制，在经济充分发达的社会中，也许得从以政治体制为主体过渡到经济体制为主体。

有一次一位教授来复旦大学讲课，有一位中国学生问了一个问题:“美国没有固定的意识形态，人们根据什么来“统一”思想？”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式问题，教授大惑不解。经过解释之后，他明白了这个学生想问什么问题。他思考了一阵后说，“宪法。”答案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宪法是法律，并非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没有法律效力。但这个答案的确反映了美国人的习惯反应：宪法是文化，不仅仅是法律。

在一般历史悠久和文化悠久的社会中，起协调作用的东西是“人化”的，是社会上有文化、有权利、有财富或有传统的团体。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法规就不能起主导作用。

一方面是科技发展需要分工，一方面科技发展需要严密组织

大型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社会成员的良好协作和共同行动，而人们追求的价值又是个人至上和私域至上。
协调这钟关系的有各种力量，政治制度的协调、法律的协调，利害关系的协调金钱的协调，如此等等。在各种协调中，有一种力量不能忽视，这就是科学技术

大型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社会成员的良好协作和共同行动，而人们追求的价值又是个人至上和私域至上。协调这钟关系的有各种力量，政治制度的协调、法律的协调，利害关系的协调金钱的协调，如此等等。在各种协调中，有一种力量不能忽视，这就是科学技术

今天的人类社会有一个奇特的现象：要人们服从政治命令和法律命令，比要人们服从科技命令，要困难百倍。每个人在服药前都会认真研究注意事项，小心翼翼。但在废止种族歧视，服从一种意志方面，听从政治家的劝告的人要少得多。

美国社会的组织，很大一部分功能由实现科技逻辑的大公司和企业承担着。在一些经济不那么发达的杜会中，往往可以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在某些实现高科技的领域和地方，组织化的程度要远远高于社会一般水平。

更发人性化，更力心理化，更为生理化。他用了HighTech和HighTouch（高科技，高感应）来描绘这个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社会是由科技程序来管理的。人们服从科技甚于服从政治。科技发展把社会分解为相互联结的微小领域，每个人占据一个领域。要进入一个领域需要有特殊的技能，教育体制基本上也围绕这个目标活动。于是，教育又被纳入这不管理过程。教育不断衍生和发展科技治人的能量和科技治人的文化。

美国人大多不吵吵闹闹，很少见到大街上或汽车上吵架的。单位里也很少看到有什么激烈的争论。其实不然，这些现象均是在法规协调下的结果。今日各类法规已相当发达，各类利益均有明确的法规协调。之所以有这样多的法规，其主要原因是社会需要它们。社会之所以需要它们，是因为对有关事物有争执；有争执才会有法规，没有争执便不需要法规。

一个社会的发展，往往是越有争执，越需要协调。不同文化氛围下，.可以选择不同的协调机制。不论选择何种机制，有一条总是应当注意的，就是不断发现可能发生争执的地方，不断发展出协调机制。各类协调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人化协调”一类为“法规协调"。不论哪种协调，重要的是使各类可能发生的争执有相应的协调机制，且使之程序化。在发生争执的每个地方，不仅解决具体的争执，而里发展出一般协调程序。这样社会才能日益趋向有序解决争执的发展道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也是一个摆脱了无序解決争执的社会。

不止是两党，还有不少小党，如社会主义工人党，美国党，人民党，美国共产党等。但他们始终成不了可以与共和党和民主党相对抗的大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党没有明确的界限，包罗了很多“异己分子”，他们没有必要因收到排挤而投靠他人或自占山头。两个能住在政治的大党，竟然是如此松散的组织，有时候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实际上两党的能量就在松散之中。

政府官员走马灯式的换，政府管理不能一以贯之，没有連贯性。

分肥制度可以保证当选的政党建立一个有效的班子。虽然这里面存在种种弊端。但从管理上看，由总统任命同党亲朋，分别把住政治系统的各个要冲，易于形成一套，一体化程度高，指挥灵便的政治指挥系统。

用重金雇佣乐辩士为自己服务，不少国家政府派了精兵强将在华府四处奔忙。如1969-1970年，南朝鲜为争取五千万美元的附加援助，派出大批人员在华府活动了七个月。

乐辩士的活动往往卓有成效，举足轻重。例如，以色列的乐辩士就十分强大并卓有成效。犹太人在美国大概有六百万，他们受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和政治活动水平均高于平均数。他们一个主要乐辩组织AIPAC，1985年有成员75人，经费预算570万美元。自然，阿拉伯的乐辩组织也很有实力。

美国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把政治舞台变成了一个大的商品市场，政治成了一种象经济市场一样的交易市场。可以在里面推销自己的“产品”，或者购买别人的产品。

由于战后社会主义国家都遇到这样和那样的曲折，经济发展均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总体的吸引力不够。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却产生了压倒一切的吸引力。一般而论，大众不从制度、结构、观念、精神、人的本质等角度判断社会优劣，而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出发，或者说从肠胃由发，而不是大脑出发。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主张改革资本主义制度的组织和观念在西方社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所以，美国社会也让它们自生自灭。如果有一天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水平倒转过来，恐怕就要对它们进行管制了。其实不用超球，只要拉平，意识形态之争可能就会东山再起。有个朋友说，此话不错，甚至只要再有几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激进分子就会有市场。

《民主的讽刺：美国政治议论》）。他的主要观点就是断定美国社会是由英才统治的。他说美国从建国起就是英才统治，一直延续至今。英才统治的结果是，民众异化，英才掌权，社会抗议，这构成美国政治的困境。民主的含义是民治、民享、民有，而实际政治的运行却是英才统治的不可避免。所谓英才统治，就是权力由一小撮人执掌。

“你发现世界正在一个人造怪物——政府——的手里挣扎着，它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无法控制。这头无法驯服的巨兽，把它的触角慢慢地伸到我们生活的每个领域里，习以为常地践踏人权。”

选举

要求政治高度灵活，高度敏捷，成为社会要求的晴雨表，不然不可能入主白宫。

对管理一个大型社会来说，如果最后要形成一个政治领袖，民主究竟能展开到多大幅度。我们对美国民主的分析表明了这个难题。政治管理和社会管理要求有一个集中的过程。如果完全彻底的民主，美国恐怕连总统也选不出来。

每个社会都需要两个方面的政治活动，一是比较集权以产生政治领导的过程，一是比较民主以领导政治的过程。美国政治体制应付的，是后一个活动。前一个活动由政党决定。

美国人对政治兴趣不大，兴趣大的是这个人怎么样，这叫做“政治的非政治化”。

想起当年一位参议员来复旦大学访问，下来一车都是毛头小伙子，令人惊诧。其实，这正是政治生活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种做法使政治充满年轻的朝气，同时也培养了年轻人，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县的政府组织千姿百态，这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有传统模武、准经理模式、选举模式、行政助理模式、县管理员模式等

大中城市，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犯罪率上升、生活指数上升、城市设施老化、税收高涨。

管理或治理一个社会，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曰政治的治理，一曰技术化的治理，又可称之为软性治理。所谓软性治理，是指社会发展出一套有效的机制，通过经济的、文化的、习俗的、法律的手段来治理社会。政治的治理，带有较多的权力运用和强制色彩，会增加政治和行政系统的负担和责任。

“身份证”由运输部发不由警察局发是个非常有趣的政治文化现象。这说明美国人对警察局这样的强制部门的戒心。县警察机构的首脑是选举产生的，不是任命的，这里面也表明一种制约其权力的愿望。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只是一种“心理感觉”，因为警察局完全可以通过电脑系统查询资料。但这种“心理感觉”的永恒念头，应当被视为政治生活中的一股持久的动力。真正的问题是怎样使老百姓感到放心，又使政府管理灵便。

最初的发展往往是缓慢的，但达到一定规模后，便会突飞猛进。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企业宣言。它制定于1986年的11月，看上去不太符合传统的企业精神，比较强调号召，强调与企业一家，类似于日本的企业精神。但同时它又十分强调传统精神：个人的地位。从历史眼光视之，它也反应了企业家与工人之间协调矛盾达到的一个程度。这样的条文在五十年前的西方恐怕是不能想象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生产过程性的规定显得无足轻重，如不迟到，不早退，完成多少产品数量，保证质量等，我们姑且把这些规定称为硬规定，即用以调节生产过程的规定。在生产不发达的社会中，这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可以列举许多实例，原因在此。但在生产发达的社会中，自动化、电气化、电子化使这些规定显得多余，而软规定却显得重要了。软规定主要协调人们的精神和心理状态。自动化流水线的每个环节，是强迫每个工人服从的。我们在这家工厂看到多条流水线，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工人的工作量很大。这叫做“非人化的强制”。从心理上说，“非人化的强制”比“人化的强制”容易接受。马尔库塞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很值得探究，尤其是它讲的现代化大生产在人们心理上引起的变化。怎样协调人们的心理和精神状态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份“公约”里面有不少马斯洛的心理学，看上去是一目了然的。由于自动化，管理变得简单，加之企业有辞去职工的权利，整个管理显得较为有效。看一下这家工厂辞退的人就可以看到现代化给管理带来的便利。退休的经理告诉我们，辞退的人有的是偷别人衣物箱中的东西，有的是在自助商店中不付钱。这些都是非生产性的原因。资本主义的发展用技术解決了劳资可能在技术上发生的冲突。这既是社会矛盾缓和的条件，又是企业发展的条件。美国企业不民主的过程已经技术化了和自动化了。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讲就是合理化了。剩下的是协调人们的内心世界。

不过人们的内心世界似乎难以协调，因为不合理的东西的合理化在不断地悄悄压抑入们的心灵，这个进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还会强化。这将是西方杜会在很长时期内都会面临的难题。

只要工作，大部分都有份较好的工资。这样他就不愿意丟掉工作，但要不丢掉工作，就得兢兢业业。这祥社会就有了强大的协调力量，而不需要政府来协调。只有在劳资冲突或社会矛盾超出一定界限之后，政府才会加以干预。

美国的管理方法与中国传统不一样。美国人的管理是死板而严格的，中国传统讲究灵活而机动，这样才显得富有人情味。

社会服务（socialservice），或称人类服务（Humanservice），是当代西方社会福利政策中的主导内容。我始终觉得，社会福利是西方社会不可忽视的稳定机制，它化解了各种过去难以化解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描绘和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现象，如今已经由政府出面解决。自然，这样一个结局，是在社会矛盾激化后才形成的。但是，这个机制一旦形成，就会对整个社会制度的稳定和持续产生预想不到的作用。

人类服务部着重促进家庭的团结和人的发展；提供服务的方式应保护私域（Privacy）、促进个人尊严，并使个人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生活。可以看出，这个目标深受美国精神的感染，当然其作用就是促进和维护美国精神的发展。

人类服务计划已成为社会制度不可分离的部分，少了它就会失衡。真正严重的问题是：美国社会没有停止制造否定力量，反而越产越多，而人类服务对此又只能转化，不能消除。长此以往，这项功能总有一天会达到极限。但对美国来说，已没有其他的选择，这项选择是防范政局可能的动荡不得不做的。

。在资本主义杜会中，私人企业追求自己的目标，会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来治理，政府的作用则在于调节私人企业。这样就完成了对人的管理的两重化：杜会的自组织系统和政府的自组织系统。政府系统只从上面管制社会的自组织系统，但不陷入其中，因而政府的负担不重。

我与一位神学教授讨论过这个向题。他说，真正信教的不多，大部分去教堂的人并不信教。但他们可以在教堂里找到一种生活方式，形成一个生活圈子，见到朋友、熟人，可以聊天，可以有一种团体生活。另外有些人保持与教会的密切关系，是因为教会的慈善服务。教会进行大量的慈善活动，不少穷人和有难处的人受惠于教会，自然也与教会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总之，有众多的人走进教堂，但在情感、认识和目的上有所差别。

宗教之所以能产生这样强大的影响，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宗教的世俗化。宗教活动没有那样多的神秘色彩，与中世纪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组织已大为不同。不少大型的现代化教堂均十分摩登，完全没有旧时教堂尖顶塔搂的风格，而呈现出一种现代化的情调。不少现代化风格的教堂成为争论的对象。

一种宗教在美国这样的环境中难以发展成一种迷信。而在其他一些国家中，没有高科技的度展，往往会导致迷信。科技的高度发展，制约了宗教非理性化的潜在可能性。社会表现为一个奇怪的过程，知识越进步，宗教越没有危险性，宗教便越活跃。

教育投资是社会进步和全面发展的最重要、最有价值和能得到最大回报的投资

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称自己的学院为“研究大学”（ResearchUniversity）。何谓“研究大学“？他们解释说，欧洲的大学的传统注重传递知识，而美国的大学注重发现知识，这就是“研究大学”的基本涵义。

从事教育的人最容易产生的问题就是把教育视为教授自己已经知道而别人不知道的东西，这是很合理的逻辑。不过，人们还可以有更好的逻辑：鼓励发现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不知道的东西。可以说，这是人类进步的火车头。

美国人有一个优点，把任何事情都当作是可以开发的领域。政治领域也是如此。把政治问题当成一种象粒子和天体活动一样的对象来研究，这种现象在美国最盛，恐怕连欧洲人都不能做到这么彻底。欧洲人的传统观念是把政治当艺术。美国人的观念是，政治可以是技术。象肯尼迪政府学院这样的学院有不少。其他许多大学的政治学系也在做这样的工作。

一个政府只要能制定出合理的政策，解决社会问题，就能生存下来。资本主义为何“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这个长期争论的何题，恐怕可以在这里找到某种解释。这就是政策有没有成为一种可以研究和开发的领域。

过这门类杂多的活动，来自异国他乡的学生自然而然地接受美国主导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接受核心价值观念。教育输出，影响着相当大层面的人的思想方式、感情取向、心理定式、价值选择和行为准则

中国人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习惯于慢节奏的生活，突然置身于快节奏中，会有一种心理和文化上的不适应，甚至会有生理上的不适应。我称之为“现代化紧张反应”。但在美国要行动，不能不上高速公路，这种强制的交通速度使人很快消除了“现优化紧张反应”。试想一下，没有这种强制，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金钱化的社会中，人们却努力保持一些具有基本教育功能的领域的非商品化，这不仅是一种选择，而且是商品经济下不得不为之的一种政策，要不然这些活动就会被商品经济排挤掉，这一点值得走向商品经济的社会注意。

社会的进步需要年轻一代的创新；年轻一代的创新需要他们对已有进步的充分了解，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一个人如果对前人的创造一窍不通，如何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呢？如果设计者和建造者从不知道楼为何物，如何能大胆设计呢？正因为有了次高，才有最高，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思想库的发展是美国社会在二十世纪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可以说，西方国家中，思想库最发达的要算美国。美国人的基本精神是把思想变成一种对象，可以不断地改进、完善，以供人们选择。这是实用主义和商业精神神甚嚣尖上的结果。

每个社会都应当寻找方法来传播其主导价值，没有一套健全和有效的机制，制度的稳定和政治理想的传承是不可能的。

总结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新知识、新智慧的出现往往并不意味着社会的进步，而只有新知识、新智慧的广泛传播才意味着社会进步。如果没有一个传播过程，新知识、新智慧不会成为推动杜会进步的强大力量。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不乏在当时属于杰出的思想，但它们均没有成为推动这个社会进步的动力，令人无不叹息万分。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在世界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与西方文明有相当的历史地位，但它没能导致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同步发展。关键的原因之一在于没有传播机制。西方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二次大战后高科技的发展，均与知讲和观念的传播密切相关。信息传播对西方社会演变和发展的作用不可低估。

最大限度的开放性是图书馆发挥最大效益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水库就会成为死水一潭，不起社会功效。建造水库的目的不是存水，而是灌溉。知识水库也一样。知识水库，不仅起着传播知识、灌溉大脑的作用，同时也起着知识的代际传播作用。

任何社会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知识管理。政治管理也罢、行政管理也罢、经济管理也罢、技术管理也蓽，最终均是对人的管理。人不是抽象的、机械的对象，而是能思维、有主见的对象。主导人的行为首先是人的思想，是人所接受的一整套既成文化和既成观念，以及人们在这个基础上所进行的创造。一切社会的进步和冲突其实都源自对知识的管理。

在知识传播系统自组织不发达的社会中，行政系统承担着无比沉重的传播知识的重担，这不仅是为了传播知识，而且也是为了给行政系统建立一个牢固的基础。传播知识系统的充分组织化，并达到较高的水准，对社会和政治管理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人的夫妻生活发展到这一步，是社会长期以来追求个人主义的结果。美国人自小就受到这种训练，视这种价值比任何价值都重要。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这种教育，已变得不那么善于与人打交道，已不会与人共同生活。我个人认为，这是美国社会将来的一个难题

很小的孩子，甚至连一岁还不到，一般就被送入单独的房间，美国人的观念是，这使孩子学会拥有私域，学会拥有自己的领域，另一方面也可保护家长的私域。这是让儿童学会独立的起步。美国人高度评价独立和个人主义。家长们向孩子们灌输这种观念，同时也是保护自己。他们不希望由于孩子的降生而使自己失去这些

政府承担着沉重的由于家庭分化而产生的负担，从儿童教育到老人问题。这成为经济和杜会发展的一大包袱。但在家庭组织日益分化的今天，这个包袱可能会越来越大。政府能提供的只是物质条件，情感上的问题谁来调节？家庭的分化使社会失去了不少人情，这对一个和谐社会也是不利的。

所以才有中国的高考吧

日本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日本有完整的青少年教养机制有密切的关系。可能用西方文化的观点看，日本的做法不能接受，但日本的成功告诉人们，相背的道路可能意味着失败。每个社会都应找到良好的机制来达到这个目标。美国的今后几代还能撑住美国的架子吗？许多美国人也怀疑。

美国人相信每个人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这是个人的自由权，不能剥夺的。这种权利逐步发展，在二次大战之后，从政治领域的选举权利、种族平等权利和男女平等的权利，发展到后来的性自由的权利，追求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如嬉皮士等）等。这一切都被美国人接受了。如今来了个吸毒的权利，美国人却不能接受。因为接受它，意味着民族或民族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衰败。美国体制中有没有坚固的哲学基础来支持这项反毒行动，现在还不能说。相反的哲学基础却有之。美国人现在大部分赞同禁毒反毒。这是一种事实和情感的选择，是一种公众舆论。未来会是如何？性自由不也曾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吗？

《家族的荣誉》

美国人的观念是有罪比就，无罪不管，法律放在那里，只有当触犯法律后，才加以追究。也许这是政制的一项重要原则，任何人的行为不能在一开始就治罪和禁止，要以观后效。可是，象有组织犯罪这样的活动，等到它们人多势众时，已无法控制和治罪。美国的状况就是一个实例。

。任何社会在设计体制时，均会遇到这类问题，想禁止的由于想允许的决定而不能禁止，不想给予的由于想给予的决定而只能给予。如果说美国政制过去、现在或将来有什么问题，问题就在这里。美国政制在给予和允许方面是一个十分成功的政制，但在禁止和防范方面不是一个值得赞扬的政制。美国人想制止很多东西，但往往适得其反，越想禁止的东西，结果却越多。

一个好的政治和行政系统，不在于它一开始就设计得天衣无缝，而在于它能针对不断冒出来的问题，来发展和壮大自身。自然，关键在于它要有这种能力，且这种能力要符合他们制度运转的内在逻辑。

黑人儿童得不到良好的生活环境，也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上一代人就没有收到良好的教育，不接受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儿童自然也得不到教育和熏陶。从小在黑人区的环境中长大，潜移默化，心理不平衡。一代一代的黑人成长起来，又没有很好的技能和教育，因而不能从事技术要求较高的职位。不少儿童没有父母或只有一个家长，往往只有母亲。很多儿童的母亲是Child mother，称“儿童母亲”，即十四五岁就怀孕，并有了孩子。这样的孩子如何能得到良好的教育。这种状况，在黑人社会中并不少见。他们长成之后，只能从事较低层的工作，得不到较高的经济报酬。少数人经过奋斗拜托了这种困境，但又难以为白人社会所接受。这样代代相传，使黑人问题的雪球越滚越大。

差不多每个社会都有类似的问题，有一部分人被视为“劣等人”。但产生这种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有的出自文化差别，有的出自历史源流，有的出自风俗习惯，有的出自制度。对美国来说，主要的原因在于制度，所以说，黑人问题是对这个社会制度的挑战。

最初，印第安人也友好地欢迎欧洲人。当时欧洲人需要印第安人，以取得食物之类的东西。印第安人并不需要欧洲人。但是，印第安人后来不得不依赖欧洲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贸易。贸易渐渐使自给自足的部落变得以来外界。依赖欧洲人制造的产品，如酒之类。印第安人为了得到欧洲货，不能不为之效力。他们为债务所束缚。

对待黑人，白人长期拒绝他们享有文明的成果，学校、教堂、商店、饭店和公共场所不对黑人开放。而对印第安人的孩子却不同。法律要求他们接受白人的制度，印第安人的孩子被强制送去学校。保留地里有教堂。白人希望印第安人接受白人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很有些驯化野生动物的意思。白人对待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这种差别，在于印第安人是土生土长的，是土地的所有者；而黑人是外来的。虽然在社会地位上两者相差无几，但印第安人是真正的美洲人，欧洲人的难题时，怎样使真正的美洲人“认同他们的国家”。

他们对美国文明是一种挑战，即为什么欧洲移民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能同化印第安人。我觉得这里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心理问题。如同不少地方充分显著示了美国的文化，其反美情绪却更强烈。

一俊遮百丑，在一个社会经济高度发达时，尤其会产生这种状況。然而生活在吾土吾民中的人们，往往就更愿意思考这个问题。愿意思考这个问题的，又往往是到了一定年纪或有一定思想的人。社会物质高度发达的景象之后，存在着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不少被称为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家认为，存在着精神危机。

今的大学教育已不能使教育对象掌握奠基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大学在现代的发展越来越走向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和精神开放。文化相对主义要求精神开放。但这种文化相对主义暗含的逻辑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价值，任何事物都是可以接受的，或不能接受的。这种观念成为一种德行（virtue）。

文化相对主义成功地摧毁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但同时也削弱了西方文化的地位。在这种精神的主导下，大学教育的结果是年轻人对以往没有概念，对将来没有看法。负责进行高等教育的大学不提供西方哲学和文学的光辉历史的知识。学生们无法通过这些知识来理解自然的秩序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大学没有提供严肃的学习过程所需要的自我意识。

青年一代也丧失了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在社会上生活所需要的基本品质。他们在现代社会的加工下，具有新的品质，这些品质与新的社会格局相适应，同时也意味着某种危机。青年一代变成了自我中心型（Self-Centeredness），学生们不能说不好，但也不能说高尚和崇高。个人主义的过热发展，必然导致家庭的衰落和个人中心主义的成长。学生们依然感兴趣的著作是加缪的《局外人》，这里面意味着什么，毋需多言。

爱，对学生来说已经十分陌生。他们自小就有性生活，而且发展性关系十分容易，爱的情感已经十分淡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已经缺少了这种可贵的情感。

布鲁姆的观点自然属于保守主义的观点，在一些主张进步的人看来，不足为取，因为社会总要进步，旧的东西总要被淘汰。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来的问题。美国精神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是一个事实，青年一代对西方传统价值观念的无知也是事实。这种精神领域中的变革又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发展和管理呢？任何社会制度的存在和运转，绝不是仅靠法律条文的规定就能生效的，首先是要人们信仰这些基本价值，并由这些基本价值来指导行为方式。如果价值系统崩溃了，社会制度何以为续？

著名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写过一本轰动一时的书，叫《菊花与刀》。书中对日本文化有精到的分析与见解，但不乏优等民族看待低等族的味道。好象动物学家描绘大猩猩或金丝猴的生活习性，洋尽、准确，但绝无羡慕之感。

美日两国经济竞争的结局，便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基因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这更是文化的制约，而非体制的制约。有人说，美国同日本比，东方文化就占了上风。

美国的体制，总体来说建筑在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但它正明显地输给一个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体制。也许美国人宁可在经济上输给别人，也不愿放弃自己的体制。这套体制保证信仰的实现，同时也保证了社会的一定繁荣。今天的世界格局，似乎表明这套体制难以保证美国的最发达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