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货币、权力与人：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者是一个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上很活跃的教授，在B站上发过不少视频，之前看过他讲的「未来起点收入」的演讲，感觉是个很聪明，英文交际圈比较广，也勇于表达自己特立独行观点的一个学者。所以就找了他的书最新的看看。

记录一些作者的观点和预测，如作者所说，全书大概两部分内容，

Ⅰ.关于流行谬见的批判

  1. 生育率过高是否导致绝对贫困：不一定，从马尔萨斯开始就有人用GDP除以人口求商，要求控制人口的数量以便提升该指标，却忽略了分子与分母之间的钩稽关系。人既是财富的分配者又是财富的创造者，减少了人口会导致经济活动的相应下降。
  2. 高杠杆率是否导致经济/财政崩溃：不一定，在债务风险问题上，许多人认为债务率过高或者上升太快会导致经济的崩溃，他们建议控制债务做大GDP，却没有注意到债务本身会产生GDP，消灭一部分债务本身会抑制GDP的增速。这种思维混淆了微观债务和宏观债务，微观主体没有征税和印钞的权力而宏观主体可以征税印钞，而且即便对于微观主体而言，用债务存量除以收入（GDP流量），这样的求商处理对于揭示风险没有多大意义。
  3. 利率定价是否取决于投资：不一定，在利率决定问题上，此前的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投资和储蓄之比决定利率的走向，但是他们忽略了投资本身可以创造更多的储蓄，投资不过是一个中间变量而已。代表对实际财富的最终需求的其实是国际国内总消费，投资带来的产出增加只有满足了消费才有意义，所以当经济过热的时候，调控的着力点应该是消费而不是投资；把握未来利率大趋势的关键在于弄清储蓄和消费力量的消长变化之势。
  4. 关于政府有罪论的：自由主义的学者们倾向于将财富理解为物的积累而不是人的能力提升和需求的满足。学者们倾向于将政府视为对市场空间的限制和对社会财富的榨取，却意识不到政府多数时候是（一定范围内）人民意志的集中代表，市场是政府的公共产品之一，无政府状态下市场和社会可能难以延续，而发展必然意味着政府相对于社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复杂。学者们专注于中心对外围的剥削和压迫，却容易忽略中心与外围的共生关系，从而也就忽略了中心外围格局的内在稳定性，也无法获得真正能够帮助外围穷国走上持续发展的恰当政策组合。学者们将经济活动中的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混为一谈，这给衡量国家间经济规模、评估汇率变化趋势以及发展地区经济策略时带来许多混乱。基于这些批判，作者发展出一套民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人民为中心，围绕不同国度的人民及其政府的能力、需求与结构性差异来理解全球经济金融现象。
  5. 关于宏观债务与货币汇率：一些流行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债务率高低、房价的高低、经济增速快慢、货币发行增速甚至军费支出比例的高低会影响货币汇率的涨跌，但本书和其他同行的实证研究显示，这些因素要么与汇率根本没有多大关系，要么只有在某些条件下才与汇率相关。许多汇率研究之所以经不起实践检验，是因为他们的研究框架中将非贸易部门和贸易部门混为一谈，从而难以逃脱类似于巴库斯—史密斯悖论这样的思维陷阱中。类似的想当然也发生在人们关于宏观债务率的理解上，本书的研究驳斥了债务恐惧症，并发现宏观债务率同国家的发达程度的关系，与风险的关系，与币种的关系，在实证中与流行观点大不相同。

Ⅱ.若干观点与猜想

  1.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前景和汇率趋势，本书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能沿着幂律结构的阶梯拾级而上，而不是成为与美元欧元平行的三极中的一极。2035年前后，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应该处于11—25，其份额主要取自欧元而不是美元。 届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可能处于4.5:1的水平，而中国经济规模将2倍于美国，人均GDP为美国的一半左右。人民币汇率应保持强势，对篮子货币的波动幅度不宜太大。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步，中国外汇储备应该逐步主动减少直至最终消失。
  2. 清末快速的贫困化的原因之一：英帝国的成功和金本位在全球的确立，导致了白银被全球抛售和金银比价的大幅拉升，引发中国社会普遍的贫困化、内乱以及国际地位的快速下降。
  3. 美国企业债务：未来数年内，美国企业债泡沫即将破灭，美国中部白人选民的经济状况将再次遭受沉重打击，他们的民粹主义可能再一次出现极端化倾向，2020年或者2024年的美国大选能不排除极左翼势力登台的可能性。
  4. 对于收益率曲线的远端利率：本书认为人口春秋比能够指示出利率波动的长期趋势。尽管各种财政与货币政策能够令市场利率暂时地偏离人口结构决定的基本面，但是从长期来看，利率走向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幼儿到青少年的阶段，人是净消费者，该阶段人口规模的扩张将驱动利率上行；而从40岁至65岁的中年或者壮年人口则是净储蓄者，该阶段人口规模的扩张将驱动利率下行。欧洲和日本的名义负利率现象其实是其人口结构“少子老龄化”的必然结果。
  5. 关于汇率涨跌：本书主张抛开非贸易部门，而仅仅以可贸易部门的竞争力来讨论和预测汇率；汇率的本质是一国人民在可贸易部门的国际竞争力的反映。通过实证研究，笔者发现汇率的大幅贬值通常发生在这样一些国家：人口结构年轻，未能真正实现工业化，政府弱势税率偏低，民众平均受教育水平不高，认知能力有限，笃信神与来世而不是指望人在现世的努力与成就。反过来，强势汇率的背后往往是这样的人民：强政府、高税率、高工业化水平、智商高和教育水平，人口老化而世俗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汇率将是兑国际主流货币持续大幅贬值的，所以他们所公布或者预测的经济增速只有政治和宣传意义而没有经济和投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