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分析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书，为读者梳理了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与事权收放循环的历史。

政府治理的核心就在于设计一个合理的激励机制，阻止自由裁量权演变成合法伤害权，实现政府官员个人利益与政府治理目标之间的激励相容。

但同时竞争规则与反竞争策略必然是共生共存，就像孪生兄弟一样，问题是如何将反竞争策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如果了解中国的体制改革历史，其实可以知道，现在学术和政策圈的主流判断，不是去中心化，而是不够中心化。

政治治理的激励机制可以简单归类为强激励（high-powered incentives）和弱激励（low-powered incentives），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依靠的是强激励制度，原因是早期地域条件差距大，交通通信成本高，中央地方信息不对称等非常突出，中央不可能掌握基层税基情况，如果要中央做的话，行政成本太高，所以只能改为成本更低，更方便监督的问责包干体制，在分税制改革之前，甚至财政也是地方包干制度。这对地方来说，是一种很强激励机制，好处是带来了相当水平的经济增长，比弱激励下政府的不作为、懒政、腐败要好。但造成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比如地域之间横向联系少，人口流动受限，各自为政，本地保护，公共服务均等化难以满足；给予了地方极大的自由裁量权，积极意义上带来创新，投资保护，消极意义上带来了应付和走形式；地方预算软约束问题突出；过于关心短期增长而带来长期隐患，比如地方债的大量积累。

所以大概从1998年起，中央就提出财政体制需要从传统的“建设性”体制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型，强调政府公共支出的重点由过去的经济建设支出（如基建投资）逐步过渡到以教育、医疗卫生与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的支出的现代治理体制。 其实也是就由过去的强激励（单目标，地方分权）转型到弱激励（多任务，重垂直管理），也就是西方常见的地方小政府，中央大政府。

但这一转型也是相当艰难的，因为早期的地方分权导致地方利益集团合谋，地方联盟等问题较为严重（石油帮）。中央的一些旨在改革政府职能、完善市场秩序的努力（如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全国共同市场）大打折扣。这一期间中国陆续改革了一些政府部门的管理模式，由“块管”变成“条管”，如工商、质量监督、税收、安全生产监督等，银行也实现跨越行政区的大区管理模式。这些改革本身就有限制和纠正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的“越位”行为的考虑。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对这些职能部门的影响力。一些地方问题依然很严重。

再后来就是逐渐过渡到X核心的时代了，决策层认为战略机遇期即将发生转变，窗口期缩短，所以需要强人政治来加速主导改革，同时互联网电子政务的发展，地缘政治压力等也为中央加强垂直管理带来了机会。

所以可以看到随着核心的加强，中央的改革越来越深入的，从军队，经济，民生，外交上都有比较大的革新。当然这些革新并不总是能带来好的结果，不过我认为如果决策层能有一个快速反应的组织结构，大概也比不变要好。

最后希望这几年结构转型（贸易体系，经济结构，金融结构）能平稳过度吧。